宏观调控中显现开发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这次宏观调控是对银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风险控制能力的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

处于这样的制度格局中，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私人企业主当然会做出看起来并非不理性的决策：基于非常短的时间尺度安排投资与企业经营。在山西煤炭行业，政府的机会主义与私人企业主的机会主义相互催生、相互支持，唯一的失败者是市场秩序山西私人小煤矿的国有化进程已经完成大半。

第二，所谓的兼并重组过程采用非市场的议价方式，资源转让价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小煤矿失去对资源价格的议价能力，其私有产权受到严重而广泛的侵害。在石油开采行业、成品油零售行业、钢铁行业等行业，都发生过将私人企业逐出的故事。山西省方面可能为这样的进度欣喜，但山西省恐怕已经并将继续为罔顾市场秩序，而付出巨大代价。山西小煤矿之所以矿难频发，既有政府监管无力的原因，也与煤矿企业主缺乏长远预期有关。按照目前的方针，对私人企业的开放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只是一种权宜的政策安排

第二，所谓的兼并重组过程采用非市场的议价方式，资源转让价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小煤矿失去对资源价格的议价能力，其私有产权受到严重而广泛的侵害。而这又是因为，企业主对煤矿的产权缺乏稳固而可靠的保障。概括地说，是经济的组织改革、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

从当前的问题看，人民和人大是缺位的。政府的公司化或趋利化倾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寻租腐败、造假枉法、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产业低端化和两极分化等负面问题，同时滞延了产权制度和要素价格的改革。按30年工业化计算，中国人均GDP约3000美元，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达到人均6000美元以上。就像当年生产资料市场化是从计划管制走向以物易物的串换、经过双轨制，再走向完全的市场交易一样，土地还权也可分阶段实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也曾试图从后集权政治转向威权政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放一定的言论自由、对话渠道、民主协商和法治等，为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提供政治条件，但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所改变，演变成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无讽刺的是，政治权力与市场联姻，诸侯经济的相互竞争，替代了标准的产权改革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

包产到户使农民重新获得了除非农用地处置权（流通权）之外的农用地基本权益。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或外生变量）是法治与民主宪政。问题在于：为什么搞了30年经改，仍然处于半截子工程状态？为什么产权改革滞后于价格改革？经体改革要走出困境，必须加快政体改革相比经改，政改的滞后是不争的事实。反过来说，这也许是许多灰色或黑色收入没有计入GDP而人为流失和流向境外的结果。

可悲的是，经济繁荣时期没有改革动力，不想改。东亚国家（日本、韩国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条件也是与一定法治相联系的开明专制或曰威权政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了30年，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举世无双的。如果我们将每一个节点视为一个阶段性改革目标，众多节点就构成了社会民主法治的最终目标。

至于农民的土地产权采取股份制、合作制还是个体制，应由农民自己表决，而不是由政府包办。改革是一个过程，有许多节点。

可以肯定的是，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带动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领域的改革，同时也会加快相应的NGO和NPO组织的建立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即通过改革形成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国企董事会——经理的委托代理（监督）链条。

撇开左派不论，自由主义右派间也有分歧。在实践中，改为公司制的国企，出资人只能登记为政府，由政府也就是官员支配。从经济的组织改革看，国企公司化的初始改革基本完成（除铁路外），但科教文卫等领域的公司化改革则远没有到位，许多应当公司化（企业化）的科教文卫产业仍然依附于行政，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市场化程度较低。职责主要包括：国企重大管理规则、国企重大资产出售和处置的程序规则的审查、代表最终出资人对国资办和国企进行监督等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即全能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源体制的松动。农民转为市民，享有监督政府征税和开支的纳税人权益，这不正是宪政的起点吗？国企改革是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市场化开始的，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制应是全民财产（所有）。

土地产权变革不仅使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受益，同时对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城乡隔离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极大作用。新组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隶属人大，由国务院各部门代表、专家学者代表、人大代表等构成。

由于在现行体制下，全民无法监督官员，国企又不能全民分红，支配权对官员来说就有利可图职责主要包括：国企重大管理规则、国企重大资产出售和处置的程序规则的审查、代表最终出资人对国资办和国企进行监督等等。

农民转为市民，享有监督政府征税和开支的纳税人权益，这不正是宪政的起点吗？国企改革是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市场化开始的，从理论上说全民所有制应是全民财产（所有）。三是强化国企法人治理结构。

政府的公司化或趋利化倾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寻租腐败、造假枉法、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产业低端化和两极分化等负面问题，同时滞延了产权制度和要素价格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受制于政治稳定的大局，无法大刀阔斧的进行，如目前国企的党委（党组）负责制，甚至落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的一长制。由于在现行体制下，全民无法监督官员，国企又不能全民分红，支配权对官员来说就有利可图。农民是否应享有土地使用的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这是土地问题的关键。

或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企，区别两者的工资和人事制度，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由市场聘用、与国家干部脱钩。可悲的是，经济繁荣时期没有改革动力，不想改。

但土地农用与非农用的级差租金巨大，城市化将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期盼从宪政民主入手，推动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变革，经济（市场）自由主义则希望以进一步私有化（民有）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将社会公众监督引入企业内部，强化社会对国企的监督，防止内部人交易，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但问题在于国企如何退？有许多公有资源和占有公有资源的国企是不能通过私有化解决的。

撇开左派不论，自由主义右派间也有分歧。反过来说，这也许是许多灰色或黑色收入没有计入GDP而人为流失和流向境外的结果。有数据表明，在同样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中，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两极差异是4-7倍，中国则是14倍以上，也有人估计是25倍，甚至是50倍。如果我们确定改革的方向是把土地产权完整的还给农民，那就可以在实践中制定改革路线图，分阶段分步骤的实现目标。

重要的是阶段目标的设立，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想象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左派和右派都不会否认，但两者对未来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认识却大相径庭。直观地看，金融市场价格、矿产资源价格、土地价格、人力资本市场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自由汇率、自由利率、自由土地价格、自由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形成。

可以肯定的是，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带动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治领域的改革，同时也会加快相应的NGO和NPO组织的建立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从价格改革看，消费品价格改革基本到位，99%已经放开，但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则没有完结，用百分比表示，有人估计不到50%。

现阶段的国企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分类改革。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能深化的困局，实际根子在政治上。